
(一)政策框架逐步完善,基层服务网络初步成型
2017年10月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出台《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与“精康融合行动”持续推进,这些政策措施推动基层康复服务从零散化向体系化转变。截至2025年,广州市基本形成卫健部门(区精神卫生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残联部门(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康园工疗站)、民政部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综合指导中心、区级社区精康指导中心及“双百工程”社工服务站)、司法/综治部门(关爱小组、精神障碍服务专项)共同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格局,形成“市级统筹、区级指导、街镇推进、社区执行”四级工作网络,为居家患者提供康复支持。
(二)服务模式多元探索,专业实践初见成效
经过多年的实践,广州市基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已突破单一医疗康复模式,形成多维度服务体系,特别是广州市民政局等4部门印发《广州市推进政府购买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化工作指引(试行)》后,各区承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运营机构积极探索,服务模式呈多元发展态势。以“南沙智友营”精神障碍患者共生共建服务项目三年实践为例,项目第一年以“优势视角”破局,通过“社工+成长营”搭建患者居家康复体系、社会融入体系及就业体系,破解患者“被标签化、专业服务成效不显及旋转门现象”难题;第二年完成“患者-家属-社区”“服务-机制-平台”三纵三横服务模式搭建,实现社区康复服务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第三年聚焦患者及家庭自主管理能力和群体互助,形成“自助-互助”的可持续康复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内生驱动-社会协同-专业赋能”的立体化服务生态。
(三)社会力量初步参与,支持网络雏形显现
政府购买服务成为基层服务的重要供给方式,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核心执行主体。随着专业服务的介入,逐步形成以项目服务为平台、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一是社会热心企业为精神障碍患者捐资捐物及开发职业体验和社会就业岗位,丰富康复服务的物质支撑与社会融入渠道。例如,联动本地文创企业,设立手作工坊体验岗,既为患者提供安全的职业实践场景,又通过产品义卖为康复项目补充资金。部分患者经体验岗锻炼后成功入职合作企业。二是系统培育社区志愿者,整合社区精神障碍服务力量,构建“邻里互助+专业指导”的基层支持网络。如通过“朋辈支持员培育”,筛选病情稳定、沟通能力强、有奉献精神的患者,培训合格后,以“同伴”身份定期参与服务。三是开展精神康复知识普及,促进社会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转变与接纳包容。如通过社区讲座、短视频宣传、康复成果展等形式,有效减少社会公众对患者的误解与排斥。

(一)资源配置失衡:人才弱、资金紧、支持断层
1.服务主力单一与整体团队专业不足
目前,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人员以社工为主,配备少量的心理咨询师与康复师,整体团队构成呈现“单一化、专业化不强”的特征。部分项目受困于资金压力,无法全职聘请精防医生或心理咨询师,仅能以“月度 1-2次合作坐诊”的形式开展专业服务,导致患者日常病情监测、药物副作用咨询等需求难以得到及时响应。在社区层面,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社区多依赖“社工+志愿者”模式,志愿者缺乏系统精神康复知识培训,仅能提供探访陪伴等基础服务,无法参与康复评估、危机干预等专业工作;另一方面,兼具精神医学常识(如复发症状识别)、康复训练技能(如社交能力引导)、职业康复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不足,无法满足患者“病情管理+社会融入+就业支持”的多元需求时。
2.资金投入与需求错配困境
基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资金高度依赖财政专项,社会捐赠、公益创投等多元渠道尚未形成规模,且财政投入多为“项目制”拨款,存在“年度调整、到期停补”风险。现有财政资金多聚焦服药提醒、病情监测、基础康复训练等基础服务,对职业康复(如岗位开发、技能培训)、心理治疗(如长程心理咨询、艺术疗愈)、朋辈支持培育等非基础服务的覆盖不足。以心理治疗为例,多数项目仅能提供“1~3次咨询”,无法满足患者长期心理干预需求。此外,突发应急需求的资金保障不足,如患者出现病情复发需紧急送医时的交通补贴、家庭照护者临时喘息服务的费用均未纳入现有资金覆盖范围,部分困难家庭因无力承担应急成本,被迫延迟患者干预或放弃康复服务,形成“资金缺口→服务中断→病情反复”的恶性循环。
(二)协同机制不足:医社信息不通、转介不畅
1.专业社工与医疗资源协作不足,信息壁垒阻碍服务联动
社区康复服务需依托社工、精防医生、护士、志愿者及家属形成“多元协作团队”,但实践中各主体间缺乏常态化沟通机制,信息孤岛问题突出。一方面,社工与医疗机构间未建立规范转介流程,患者出院时的康复方案、用药指导等关键信息难以同步至社区,导致社工开展康复评估、病情监测时只能依赖个人经验,无法精准匹配医疗需求;另一方面,基层缺乏医疗专业支持渠道,当患者出现情绪波动、药物副作用等突发情况时,社工难以快速获得医生指导,危机干预多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2.服务路径碎片化,患者易卡在关键康复环节
当前基层康复项目多按“功能分区”设计,如有的项目专注居家照护指导,有的侧重社交能力训练,有的仅提供就业帮扶,各项目间缺乏流程衔接与服务接力,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碎片化模式导致患者康复路径断裂,尤其在“居家康复→社区融入→社会就业”的关键过渡阶段,常因服务衔接缺失出现“阻滞现象”。例如,部分患者经居家服药管理后病情稳定,却因缺乏针对性社交训练项目,长期处于“居家隔离”状态;另有患者通过社区社交活动提升了融入能力,但因未对接就业帮扶项目,无法实现从“社区参与”到“社会就业”的跨越,最终陷入“康复停滞”困境,甚至因长期无社会角色支撑导致病情反复。
(三)康复生态薄弱:家庭压力大、群体主动性不足
1.家庭照护能力与意愿双低
患者家庭受限于自身知识储备与照护经验,普遍存在“想护不会护、想帮没资源”的困境,且长期照护压力进一步削弱照护意愿,形成“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意愿下降”的恶性循环。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缺乏专业康复指导,多数家属对精神障碍的疾病机制、复发信号认知不足,也未掌握居家康复训练方法;二是缺乏资源链接途径,大部分家属不清楚社区有哪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目和康复机构,难以自主识别对接心理咨询、照护补贴、喘息服务等支持资源;三是缺乏心理支持与喘息空间,家属长期处于“高压照护状态”,却鲜有专属心理疏导渠道,也难以获得短期替代照护,导致部分家属因身心俱疲产生“放弃照护”的消极情绪。
2.群体主动性不足与诱因
在社区康复中,患者主动性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极大阻碍康复进程与融入社会的步伐。很多精神障碍患者言语交流甚少,即使在社区组织的交流活动中,也往往选择沉默。自我效能感差也是精神障碍群体主动性不足的重要体现,他们对自己疾病情况、适应生活和实现康复的能力缺乏信心,认为自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这种现象基本受三方面影响: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存在偏差,难以理解康复训练对于自身恢复的重要性,导致主动性不足;家庭长期照顾,又缺乏有效支持,致使家庭成员身心俱疲,对患者的康复逐渐失去信心,减少了对患者康复训练的督促和鼓励;社会认知偏见仍存,隐形歧视比显性歧视更为普遍,接纳度和包容度远未达到平等融入水平。
(一)整合多元资源,摆脱供给失衡困境,夯实服务能力基础
针对“资源供给结构性失衡,服务能力捉襟见肘”的问题,需从人才、资金、资源统筹三方面发力,构建“稳定、多元、适配”的资源供给体系。
1.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弥补专业短板
以“社工为基础、专业人才为支撑、本土力量为补充”构建 “社工+N”人才架构:根据购买项目金额配备社工、精防医生、心理咨询师及康复师,同时参考“南沙智友营”培育朋辈支持员的经验,优先从康复效果好的患者中选拔“朋辈支持员”,通过其自身经历帮助其他患者建立康复信心,形成“专业人员+本土力量”的双重服务支撑。其次,通过“基础培训+持证上岗”模式,培育“社区康复辅助员”协助开展居家探访、社交引导等服务,缓解人力不足压力。在提升社工综合能力方面,开展“精康专业技能提升计划”,重点覆盖精神医学基础、康复训练、安全边界等,确保其掌握服务规范,避免越位或缺位。最后,可以联合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等专业机构,推行“社工进医院、医生进社区”双向交流学习,定期组织社工跟班学习病情评估,医生驻点指导社区服务,提升团队专业协同能力。
2.构建“多元可持续”资金体系,解决供需错配
以财政专项为基础,设立“精康服务公益基金”,吸纳企业捐赠、公益创投支持,形成“财政兜底+社会补充”的资金格局。对职业康复、长程心理治疗等非基础服务,推行“政府补贴+社会购买”模式,如就业培训项目可按“财政补贴50%+企业赞助50%”分担成本。另外,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明确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服药提醒、病情监测等基础服务,非基础服务通过“项目申报制”争取资金。设立“应急服务专项”,将患者紧急送医交通补贴、家属喘息服务费用纳入覆盖范围,避免“资金缺口→服务中断→病情反复”循环;建立资金使用成效评估机制,将服务对象康复率、就业成功率与资金拨付挂钩,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鼓励社工机构开发抵偿收费服务或产品,提升社工机构的造血能力。
(二)创新协同机制,打通服务链条,破解跨专业协作梗阻
针对“跨专业协作不足,服务链条衔接不畅”的问题,从医社联动、路径整合、信息共享三方面构建“闭环式”协作体系。
1.建立“医社协同”长效机制,打破信息壁垒
搭建“双向转介+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患者“出院-社区”转介档案,将康复方案、用药指导、风险预警等信息同步至社区/承接机构,社区/承接机构定期向医院反馈患者康复进展,形成“医疗诊断→社区/机构执行→医疗调整”的闭环;开通“医社协同热线”,社工遇到患者情绪波动、药物副作用等问题时,可及时联系驻点医生获取专业指导,提升危机干预响应速度。同时,明确协作责任清单:划分卫健部门(负责医疗评估、药物指导)、民政、残联部门(负责社区康复服务统筹)、社工机构(负责服务落地)的权责,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解决协作中的堵点问题,如就业帮扶中需医院出具“病情稳定证明”、残联提供岗位资源、社工开展适配指导,通过清单明确各主体时限与责任,避免推诿。
2.整合“全周期”服务路径,消除碎片化梗阻
参考“南沙智友营”服务模式,设计“阶梯式”康复流程:以“居家康复→社区融入→社会就业”为核心,整合不同项目资源,如居家阶段由“居家照护项目”提供服药提醒、家庭指导;病情稳定后转入“社区融入项目”,开展社交训练、兴趣活动;具备就业潜力者对接“职业康复项目”,联动企业开发体验岗、实训岗,明确各阶段转介标准(如连续3个月病情稳定可转入社区融入)与衔接专员,确保患者“不卡在过渡环节”。建立“区域服务资源库”,整合精康服务项目信息(服务内容、覆盖人群、衔接方式),形成线上资源库,各地社工可根据患者需求快速匹配适配项目,如为社交能力薄弱的患者推荐“社区社交小组”,为有就业意愿的患者对接“职业实训基地”,实现“服务跟着需求走”。
(三)培育康复生态,深挖群体动力,破解生态薄弱难题
针对“家庭压力大、群体主动性不足”的问题,需从家庭赋能、激发互助因子两方面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共生”的生态体系。
1.赋能家庭照护,提升照护能力与意愿
首先,根据家庭照护需要开发支持性工具包,如“南沙智友营”创新研发“有型康居盒”家庭康复支持包,涵盖四大产品:《精神障碍多维康复训练卡》收纳了108个躯体管理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及心理支持训练场景,家属可按需选择指导;“智能药盒”标注服药时间、剂量及注意事项,便携方便,提升服药规律性;“康复道具”包含解压玩具、手工材料等;“资源对接卡”列明社区康复机构、援助热线等信息。其次,开展“家庭照护赋能计划”,通过线下讲座、线上课程向家属普及疾病知识、居家康复技巧。此外,完善“家属支持服务”,设立“家属心理疏导专线”,定期开展线下团体辅导,缓解照护压力;推行“喘息服务”,由朋辈支持员或志愿者短期替代照护,让家属获得休息时间,避免因身心俱疲产生“放弃照护”情绪。
2.导入优势视角,激活内生动力,从互助到社会共融
在基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在考虑“问题导向”的同时,应导入优势视角,从患者自我感知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表达能力等维度评估患者的“有能力程度”,从而激发患者及家庭的内生动力。以“朋辈支持计划”制度化为核心,通过筛选、培训、督导和激励机制,培养康复效果良好的患者担任朋辈支持员,以同伴身份参与社区探访、活动组织及一对一陪伴服务,发挥经验共鸣优势,传递康复信心。同时,可建立社区志愿队的“1+1+N”陪伴机制,形成专业人员、朋辈支持员与志愿者的多层协同网络。通过文创活动、公益市集及体验岗位等社会开放场景,使患者从传统的“管理对象”逐步转化为具有社会角色的参与者,实现个人自我管理、互助支持与社会融入的良性循环。
基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是守护患者尊严、助力其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的关键环节。当前,基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正由试点探索逐步迈向体系化建设阶段。“南沙智友营”的实践表明,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创新+生态培育”的路径,能够有效摆脱上述困境——以复合型人才队伍弥补专业短板,以多元资金体系解决供需错配,以医社协同机制打通服务链条,以家庭赋能、社会接纳、互助网络培育康复生态。未来,应从制度化、数字化、法治化及财政长效机制等方面持续深化推进,形成“政府主导、专业赋能、社会参与、患者共创”的共生生态,使每一位精神障碍患者能够在社区与社会中重新获得角色认同、尊严与归属,实现持续、可及的康复支持。